她太硬了，硬到让人记恨。1935年冬天，几个商号老板联合起来告她，说她借查账之机私吞客户资金。那年她三十八岁，没有辩护律师敢接，案子判得也快：关押，等调查。进去那天，她只带了一副算盘。狱友问她为什么不喊冤，她说：账上能说清的事，喊有什么用。她管狱方借了纸笔，把经手的账一笔一笔默写出来，默完三本，人瘦了二十斤。

她不是富家小姐，也不是名门闺秀。她生在江苏江北的贫苦农家，爹娘去世得早，十二岁那年被舅妈带着，卖进霞飞路上一座气派的大宅门——那正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的公馆。孔家丫鬟多得数不清，端茶、扫地、伺候太太小姐，谁也没记住她。只有她自己记得，来的第一天，她偷偷看了一眼账房门上挂的铜锁，心里想：这里面装的，是不是就是那种叫人吃饱饭的本事？

事务所开张头几个月，冷清得能听见苍蝇飞。后来，一家绸缎庄老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请她去查旧账。她查了两天，找出账房隐瞒的三千多块，又从遗漏的货单里追回一笔坏账。消息传出去，生意一下子排到了第二年。她有个规矩：账目面前，六亲不认。哪怕是孔府来的人，想在账上做手脚，她也照样把账本合上，递回去一个字——改不了。

机会来得猝不及防。那一年老账房病倒了，月底轧账没人能顶上，宋霭龄急得直发脾气。她捧着几本自制的“账册”，战战兢兢地递上去：太太，让我试试。那上头记着孔府三个月来的每一笔开销，大到法币，小到买葱的钱，连账房漏录的一笔布料款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宋霭龄翻完，抬眼看了她半晌，说了一句改变她命运的话：明天，你就去账房。

旧上海的会计行业里，女人是进不了账房的。账房先生个个从学徒熬起，徒弟拜师要磕头，出师要十年，哪家商号敢用一个丫头片子打算盘？可1928年的一个下午，上海滩会计师名册上偏偏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名字。她穿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，手里攥着刚发下来的执业执照，走出考场时，身后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她背上。

孔府的账房先生姓赵，五十多岁，算盘打得跟戏台上唱快板一样利索。他记账的时候，小丫鬟就在门口站着送茶。茶碗放下去，她不走，眼睛一抬一落，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就全刻在了脑子里。晚上回下人房，她就用手指蘸着茶水，在被面上画。一笔进，一笔出，连老账房习惯把“万”字写短一横的小毛病，她都偷偷记住了。三年工夫，她攒了几十个私账本——不是偷钱，是偷学问。

她出狱那天，来接她的只有一个当年跟她学过记账的小学徒。所有人都以为她要躲起来，她却直奔福州路那把落了灰的桌椅，翻开被退回的旧账本，一页一页核。从早上查到晚上，算盘没停过。第三天夜里，她在第三本账的装订线里翻出一张被压平的纸条——原本该记在贷方的三千块钱，被人提前撕掉，改记成了“已付”。真相大白。她抱着那本账，靠着椅子哭了半小时。

她没有状告任何人。她把这本账捐给了上海会计公会，自己去了苏州，从此再没回上海滩。可上海的账房里，一直有人提起她的名字：那个做丫鬟出身的女会计师，后来成了所有女人学记账的祖师奶奶。她晚年对弟子说过一句话，被收在会计行当的口述史里——账本最老实，它不冤枉人，也不放过假。这世上最难查的从来不是别人的账，是一个人的良心。

孔家的账房只是起点。她白天管账，夜里去上夜校，前后考了三次，硬是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，拿下了会计师执业资格。1928年底，报纸上登出“中国第一位女会计师”的消息，整个上海滩议论纷纷。有人说她是宋霭龄捧出来的；也有人说一个丫鬟懂什么会计，不过是拿孔家的钱买了个头衔。她没回一句话，转身在福州路租了个门面，挂出“女子会计师事务所”的牌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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